2014年1月23日，據譯雅馨翻譯公司了解到，去年6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外國文學編輯室編審、“哈利·波特系列”中文譯者之一馬愛農發現，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發行的涉及5種語言、13種圖書的外國文學名著，均署名“馬愛儂”編譯。署名與其名字高度雷同。于是，一紙訴狀告上法庭。今年1月21日，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判決：新世界出版社賠償馬愛農經濟損失10萬元、合理費用1.5萬元。對此，馬愛農認為，賠償數額與索賠數額50萬元差距很大，且平均到單本書，每本書侵權賠償僅有7000多元。

此前，馬愛農的另一場官司——《綠山墻的安妮》抄襲案，也由于對其賠償金額過低，讓她至今心緒難平。

侵權成本過低引起爭議

2013年7月，馬愛農發現自己的譯作《綠山墻的安妮》被抄襲出版，于是將出版該抄襲作品的中國婦女出版社訴至法院。隨后，文潔若、屠岸等百位翻譯家，對馬愛農進行了聯名聲援。

2013年12月17日，朝陽區人民法院經一審判決認定，中國婦女出版社版《綠山墻的安妮》與人民文學出版社版《綠山墻的安妮》表達方式相同的字數高達約97%。法院判決中國婦女出版社停止出版、發行涉案圖書，同時公開賠禮道歉，并賠償馬愛農經濟損失25000元、合理費用5000元。

馬愛農勝訴了，但也付出了不小的“代價”。最終賠償的3萬元，除去律師費用和其他費用，馬愛農實際所得賠償不足1萬元。

“抄襲成本過低，如何對今后的文壇起到警示作用？”馬愛農說，一直以來，很多譯者的經典作品被隨意抄襲、使用，這是對譯者極大的不公平。而她為維權投入了大量精力，這樣的判罰是無法接受的。

對于這個結果，譯林出版社原社長李景端也深感遺憾：“如此輕判，不僅令譯界眾人失望，也使其他著作權受害人倍感心寒。”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總干事張洪波則顯得義憤填膺：“從這個案子可以看出，權利人的實際損失，何止25000元？權利人為了維權而付出的時間、勞動等精神損失，哪里是道歉就能撫平的？我支持她上訴。”

最終，馬愛農表示將繼續上訴。

翻譯領域的抄襲已成“頑疾”

翻譯領域的抄襲和剽竊，在很多老出版人眼中，已經成為“頑疾”。

2001年春，李景端就作為冰心、季羨林、楊武能、吳岳添等15位翻譯家的代理人，起訴物價出版社出版的《諾貝爾文學獎大系·小說精選》剽竊侵權，最終勝訴。

2006年，有媒體揭露時代文藝出版社《諾貝爾文學獎文集》“涉嫌中譯中”之后，李景端隨即要求“李斯”“宋瑞芬”這些“精通好幾國語言”的影子譯者，公開亮出自己的真名及外語學歷，未獲回應。

翻譯家王干卿從意大利文原版翻譯了《愛的教育》，在我國已衍生出100多個版本，其中有大量是抄襲王譯本的。為此，王干卿多年來連打了12場維權官司，雖都勝訴，但過程和結果，令他苦不堪言。

“這樣的事例簡直數不勝數了。”李景端提起來就憤慨，因為這些訴求直到今天，都沒引起足夠重視，以至抄襲頑疾猶存，甚至呈現更多更快的趨勢。

歸根結底，原因不外有二：首先是取證難。馬愛農說，現在的抄襲都是東抄一段、西抄一段，再加上自己的理解演繹，法院很難認定，取證程序非常復雜。其次，訴訟成本高，賠償低，這就擋住了很多權利人維權的步伐。

“輕罰抄襲無異于縱容侵權”

盡管這個結果與眾人期待不同，但馬愛農的委托代理人、北京市鑫諾律師事務所律師張中輝卻不意外。“根據有關規定，被告以報刊、圖書出版或者類似方式侵權的，權利人的實際損失可參照國家有關稿酬的規定，在國家有關稿酬規定的2至5倍內確定賠償數額。目前國家有關稿酬標準執行的仍是1999年國家版權局頒布的《出版文字作品報酬規定》，其中翻譯作品基本稿酬為每千字20至80元，標準明顯過低。”張中輝說。

張洪波也認為，按照著作權法規定，法院判決被告賠償的數額，首先是看權利人的實際損失，實際損失無法計算的，看侵權人的違法所得。二者均不好計算的，由法官自由裁量，作出不超過50萬元的法定賠償。“但是傳統環境下的侵權案件，判一本書侵權賠償50萬元，幾乎聞所未聞。”

對此，李景端直言：“輕罰抄襲無異于縱容侵權。一定要罰得他叫疼，疼得他不敢再犯。”

張洪波也呼吁，《使用文字作品支付報酬辦法》應盡快出臺。“該《辦法》已經結束公開征求意見，但還沒有正式頒布。國家版權局應盡快頒布這個標準，對作者、譯者都是大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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