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譯界論及翻譯原則或標準，西方的“等效性”以及東方的“信、達、雅”幾乎都被奉為翻譯行為中共同遵守的金科玉律。問題是，法律文獻的翻譯是否能夠將等效原則作為衡量、檢驗譯文質量的手段之一？答案是肯定的，但是有區別。
        法律翻譯和文學翻譯所強調的“等效性”原則的重要區別在于：
        第一，后者關注譯文讀者的美學感受，前者關注的卻是法律語言的具體影響力，即譯文法律語言應具有與原文法律語言相同的“語力”（language power）。
        第二，法律翻譯涉及不同法律文化淵源、法律文化差異，“人們很難找到完全等同的詞語”。因此，在深圳法律翻譯公司看來法律翻譯尋求的不是詞語的完全對應，而是在法律文化體系的框架內尋找近似詞語，并得到譯文法律語言的認同，才能達到與原文相同的法律效果，在意識形態上取得等效性。例如，現行中國法律體系中的“城管”、“勞動教養”、“人民陪審”、“地票交易”等法律語言的翻譯，能否讓完全不同法系的西方讀者感受到“法律翻譯所傳達的原始文本的法律含義”。
        第三，法律詞義范圍的等效性。法律語言只是表達法律的工具，在不同語言之間的信息轉換過程中，常常會有一些詞“無法從字典中找到確切的譯文”，遑論法律信息的等效傳譯了。
        第四，由于法制發展歷史不同和法律政治體制的差異，許多法律詞語的含義在異域法律文化中沒有相應的表達符號。如英美法里的“equity charter”（物許狀）、“jury”（陪審團）、“lay judge”（非職業法官）等，都是英美法系所獨有的稱謂，法律漢語中根本沒有類似的表達，其相應的漢語譯文能否在漢語的讀者（甚至是專業讀者）中引起相同的法律效果，是難以想象的。同樣，在中華法系的當代法律語言中，也有許多西方法律文化所沒有的表達方法，難以在英文里找到相應的表達，如“聯產承包責任制”、“協警”、“保安”。這些中國特色的法律語言被翻譯成英文之后，很難在英美人之中產生同中國人等值的法律效果。
        第五，法律翻譯中的“假朋友”（false friends），即照字面意義翻譯的東西，實際含義卻并非如此。顯然，這些望文生義的翻譯不僅不能達到等效的法律意義，有時還會造成極大的失誤。如英文的“enterprise crime”通常被誤譯成“企業犯罪”，該詞相當于“organized crime”，準確翻譯應為“有組織的犯罪”；“injunction”不是詞典上所講的“禁令”、“命令”，而是英美法院系統所簽發的“強制令”或“法院強制令”。
        法律漢語中的許多詞語或術語，經常有英譯的“假朋友”現象。除英語沒有完全對應的詞語之外，譯者的疏忽或認知失當也是主要原因之一。例如，《刑法》中規定的“累犯”，共有兩層含義：一指犯罪行為，二指犯罪分子。我國現行英文本將其譯成“recidivist”，《法律詞典》卻將其譯為“repeat crime”。按Black Law Dictionary的解釋，“recidivist”指“one who has been convicted of a crime more than once（repeat offender）”，接近我國《刑法》規定的構成要件；如果指犯罪行為，則應翻譯為“cumulative offense（Offense committed by repeating the same act at different times）”。
        達到法律語言等效翻譯的最佳辦法，是譯者必須熟悉法律專業語言，翻譯前“閱讀”有關參考書籍、法律詞典、法典、法學論文、法文獻等，直到“對原文有透徹地理解，然后才能作出最佳的等效法律翻譯（best legal equivalent in legal translation）”?？梢韵胍姡煞g人員如果對法律專業知識知之甚少，或者不完全了解法律專業語言的各種表達方式，其譯文就難以合格等效地傳達法律意義。從這個意義上講，法學界提出由法學專業人士從事法律專業語言翻譯，這種觀點在某種程度上符合法律翻譯的客觀事實。
        中國是舉世公認的法律翻譯和法律譯品消費大國，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無論是法律翻譯還是法律譯品的需求量，都會有更大的增長。深圳法律翻譯公司調查發現，目前中國的法律翻譯基本處于“無政府狀態”，譯品質量參差不齊，各種法律翻譯標準、原則“你方唱罷我登場”，對法律翻譯實踐難以起到真正的指導和約束作用，亟待公權機關予以足夠的關注。為此，我們認為，中國應該有一套適合中國法律翻譯特點的法律口譯和法律文獻筆譯的專門立法，以規范法律翻譯行為。